口述人
罗友松，男，1942年8月生，湖北当阳市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曾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科卫教文处处长，汉阳区委常委、副区长，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江汉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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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联姻的缘起
1997年之前，武汉市有四所地方高校，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职工医学院。为了响应教育部提出的高教体制改革，1997年，武汉市委、市政府就明确提出来了要把这四所学校合起来整合成一所新大学。为了推进这项工作，市委、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名称也不叫什么江汉大学筹建领导小组，当时就叫“武汉市高教体制改革领导小组”这么一个名称。领导小组的组长前后大概换了四五任，但是我这个副组长一直没有换，因为当时我一直既是市委的教育工委书记，又是市政府的教委主任。
武汉市高教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第一任组长是韩忠学。当时韩忠学刚刚从北京来在市政府挂职，分管教育。后来韩忠学到省里当副省长了，接任者是张代重，张代重没搞多久，我们的李宪生市长又接任，他1998年当选为副市长后分管教育，不过其后不久他也调任十堰，就由辜胜阻1接任，辜胜阻调走了以后，赵零接任。赵零当时作为武汉市委副书记，也当过我们武汉市高教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也就是后来江汉大学（筹）领导小组的组长。
这个领导小组工作涉及面很广。既要对内，因为原来的四所学校分别属于不同部门管理，需要对内协调；又要对外，因为教育部过去没有批过原来那所江汉大学的牌子，他们不承认江汉大学，我们需要到教育部公关，让他们早点把江汉大学的批文批下来。
武汉市高教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成员比较多，组长是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兼任，我因为一直担任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所以许多具体日常工作都是我在做。从1997年开始到江汉大学申办成功搬到沌口这里来，一直到我退休2013年才离开这里。因此，新江汉大学申办建设当中的一些过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选址沌口“一锤定点”的始末
因为原来的四个学校比较分散，而且校园面积都不是很大，因此要四所高校合在一起，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选址问题。
选址的过程也比较复杂，市委、市政府也是经过了反复的权衡考量最后才决定落户到沌口开发区的。最早市委定的位置就在老江大南区那个地方，准备把江大南区附近的菜市场、加油站拆掉，那个地方我们原来有200多亩地，那一拆大概也有个200亩，而北区那片不好动也就不能扩大，因此拆了以后加起来也就只有400来亩。只有400来亩地面积就有点小，我当然心里就觉得不是蛮满意。当时这个工作是殷增涛2书记具体组织的，他人蛮好的，主动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这个位置小了点，最好还是能够另外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看看怎么样？”殷书记蛮爽快地同意了，他说：“找好一点地方也可以，那我们市委就提出了几个地方供你们选吧。”我记得当时市里安排了好几个地方供我们选，我们都亲自去现场看过。
首先我们想到后湖去搞，去那里一看，那个地方也不是很理想；后来又想去东西湖区金银湖那个地方搞，但东西湖区对我们去办学不是那么蛮热情，我们跟他们交谈接触过，感觉他们还是想一条心搞经济。那时金银湖片区的开发已经成气候了，而教育用地地价又蛮便宜，如果我们去他那里办新江汉大学，那他们的土地自然就卖不到什么好价钱。再就是市里还想把东湖疗养院给我们办学用，东湖疗养院在东湖边上，那里不是有个东湖干部医院吗？就是那一块。我们去看了以后，觉得那个地方发展余地也不是很大，我们也不是很满意。再后来又想把交通学校3的地用起来，交通学校不是要训练汽车驾驶员吗，它有一个汽车训练场，就在汤逊湖边上，我们也去看了，那里有千把多亩地，位置也还可以，那里高校也相对集聚、有一个比较好的办学大环境，当时我们对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满意的，就很想在那里搞起来算了。后来因为李宪生市长的建议，我们又到三角湖畔现在江汉大学的位置看了看，来到这里一看，我们觉得还是这个地方最合适。
当时李市长还兼任着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他作为分管开发区的市领导，我作为教委主任，我们两个都还是蛮倾向于选址到沌口这里来，但是当时市委有人有不同意见。在市委常委会上就有一个市委常委对选址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持不同意见，他说开发区的土地应该以发展经济为主。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我正好列席了常委会才知道这些具体细节的。好在当时李宪生市长极力支持把江大搬到这里来，他为此也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大量的工作。
其实我也很想把选址定在沌口开发区，怎么办？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请专业人士来为选址献计献策和把关。我们就成立了一个选址专家组，并把武汉测绘大学的校长宁津生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请来了，请他来当我们选址专家组的组长。这个宁院士很不错的，在全国都是有名的，他是搞测绘的权威。武汉大学选址都是搞地质的李四光选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一个搞测绘的权威请来作为我们的选址专家组的组长呢？于是，宁院士带了一批专家，把我前面说到的这些地方又实地考察了一圈。当然，我事先也跟他们几个人先说了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和意愿，我说沌口三角湖这个地方如何如何好，是一个办大学的好地方。果然，他们到这里实地一看，都觉得这个地方确实好得很，有山有水好风光。山呢，就是现在后面那片山，当时是一片林场；水呢，就是三角湖一望无际清澈的水面。宁院士看了以后，他就说：“我同意把选址定在这里。”很快他们就拿出了一个具体的建议方案也就是选址报告。有了以宁津生院士为首的这些专家出具的这个选址报告，我们再上常委会讨论将江汉大学的选址定在沌口三角湖畔，那这就再也没有二话可说了。我们是通过专家考察论证最后才一锤定音决定选址在沌口的。
现在回想起来，宁院士他们专家组的这份选址报告是非常珍贵的，这份报告应该还在江大档案馆里保存着。总之，新江汉大学选址也是费尽了心思、经过了一番周折的。
赴京公关江大“筹”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选址只是新江大前期筹办中的一个基础性工作，与选址相比，到教育部报批新江大的手续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个手续就相当于新江大的“准生证”。这个跑“准生证”的过程可真是险象环生、一波三折。
领导小组成立后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一边选址一边跑教育部，跑教育部要拿“准生证”，得要教育部批准我们的新学校叫“江汉大学”呀。
不过，当时我也只能拿三分之一强的精力来管这个事。因为我是武汉市教委主任，教委一大摊子的事情；我还是市政府参事室的主任，有许多工作推都推不脱。好在有李宪生市长对江汉大学筹建工作的大力支持。现在每次回想起来我总会说这样的话：“江汉大学的建设不能忘记李市长。”一个是选址在沌口，是因为他当时极力支持在这里办学；再一个是他亲自带着我们几个人去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去找纪宝成司长，也就是后来当了人大4校长的那个纪宝成。当时也是李市长要我们新大学一定要叫“江汉大学”这个名号，并想方设法要说服教育部通过它、认可它。
我记得是1997年冬天，李市长带着我、代飚、黄凤凯等筹备领导小组的五六个人一起坐飞机去了北京，到教育部就去找发展规划司，去拿江汉大学的“准生证”。那天天气也很不好，下着大雪，但我们还是坐飞机去了。
我们一下飞机就直接赶到了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全国各地找发展规划司的人特别多，他们那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有时候进都进不去，那一天也蹊跷，正好纪宝成牙齿疼，他去医院拔牙齿去了。当时发展规划司的副司长就是现任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韩进，韩进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说纪司长应该很快就从医院回来了，但他就那么一个很小的办公室，我说那我们就在走廊上等一下吧。我们只好就站在教育部的走廊上等候着，李市长也跟我们一起站在走廊上。北京的冬天风很大，教育部走廊里的风也蛮大，李市长和我们一起在那里吹着冰冷的风。哪晓得，纪宝成他老先生一直到上午快下班的时候才回办公室。
纪宝成回来以后就立即接待了我们。可能是因为才拔完牙还蛮疼或者是牙齿还不太舒服，他一直不断地吐口水，听说我们要求申报的新学校叫江汉大学，他就说：“你们凭什么叫江汉大学？你们现在，地没个地，办学规模你还要搞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多大的地知道么？要上千亩地!你们有吗？你们那几个学校规格都那么低，我看你们就叫个江汉学院吧。”听他一说要我们叫江汉学院，我们就急了，那我们是坚决不能同意啊。
确实，当时我们既没有地，又没有正式的名分。那个时候的有些具体情况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武汉市当时有四所地方高校，但在教育部都没有正式的身份。老江汉大学，在教育部是属于职业教育系列，也就是高等职业教育；武汉教育学院则是教师培训机构，武汉市职工医学院也是一个医师培训机构；只有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算是一个本科大学的牌子，但那也是挂靠借用华工也就是现在华科大的牌子呀。说起借华工牌子的事我又记起了当年遇到的一个尴尬事：有一年春节期间，我跟李昌禄5市长去华工拜年，当时周济在当校长，华工的杨叔子是老校长，我们去的时候正好他们两个人都在。拜年本来是一个蛮好的事，结果这次春节前去拜年，杨叔子就抓着我们说：“今天好，管教育的市长也来了，教委主任也来了，你们今后不能用华工汉口分校这个牌子，免得你们那里的毕业生总说是华工毕业的，华工汉口分校这个名字我们要收回来。”现在想起来有点好笑，但当时搞得我们都很不好意思，觉得蛮尴尬的。
纪宝成不同意我们叫江汉大学，怎么办？我们得想方设法说服他呀！我们就讲江汉大学的历史，讲江汉大学在一千万武汉市民心目中的影响力，反正我们一定得叫“江汉大学”这个名字。我跟纪宝成说江汉大学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第一任校长是石瑛6，而且还搞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资金不到位才没有搞下去。现在的江汉大学就是为了传承和延续民国时期的老江大，它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成立了，是我们政府的一个老秘书长王千弓同志亲自领衔搞的。江大在全国的职业教育里面也是领先的，全国职业教育协会的秘书处就设在江大。江汉大学在武汉市的市民当中那是扎根扎得很深的，武汉市千把万的市民都有很深厚的江大情结，武汉市现在从市政府到委办局好多领导都是江汉大学毕业的，我跟他罗列了包括叶金生他们在内的一排江大毕业生名单，还特意说了夏菊花。因为叶金生这些人他可能会不认识，但夏菊花，纪宝成这个年龄段的人是肯定知道的。我说夏菊花就是江汉大学毕业的，你不同意我们叫江汉大学，夏菊花就可能要来找你，她甚至还会通过一些中央领导人来找你。
听到我这样一说，纪宝成也就不再对我们坚持要叫“江汉大学”这个名字表示反对了。他说：“那就这样，我给你们批一个‘江大（筹）’吧，教育部下文，筹备期两年，两年期满组织评审，你们要承诺两年后校园用地、仪器设备、图书等各项指标都得达标（他给我们说了几个硬指标），你们不达标我照样给你们摘帽子。”就这样我们总算拿到了教育部的批文，尽管只是一个后面括号带个“筹”字的批文，但这个也很不容易呀，它等于给了我们江汉大学一个“准生证”。
1 辜胜阻，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2殷增涛，时任中共武汉市市委副书记
3即武汉交通学校。
4即中国人民大学。
5时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6石瑛（1879－1943），字蘅青，祖籍湖北省阳新县王英镇。曾任国立武昌大学校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南京市市长。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本文来源：《口述实录1988-201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0年》，武汉出版社，2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