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松:新江大诞生记(下)

发布者:贺念发布时间:2021-02-19浏览次数:10

口述人

罗友松,男,1942年8月生,湖北当阳市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曾任武汉市人大常委会科卫教文处处长,汉阳区委常委、副区长,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江汉大学党委书记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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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筹建中的“天线地线”组合

江汉大学(筹)的批文办下来了,江大总算有了一个“准生证”。但那只是一个临时“准生证”呀,最后还得通过教育部的验收评审才行呀。对纪宝成给我们批江大(筹)时提出的要求,我当时就理解了:教育部应该有一个评审委员会,新江汉大学得经过这个评审委员会的评审通过了才行。有了他给我的这个初步意见,我们回来以后就围绕如何顺利通过评审做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我为什么把李进才校长请来担任新江汉大学的校长,因为李校长他当时就是这个评审委员会的委员呀。当时教育部高校建设评审委员会的委员湖北只有两个,李校长一个,再就是原来省教委的主任孙德华,他们两个人都是教育部新校建设评审委员会的成员,我们把他们都请到,他们在评审会上肯定要为我们说话。

2000年市里就有意安排我来新江汉大学任书记,我当时真的是不愿意来,因为有关领导也已经跟我说了,准备在人大、政协安排我,当时我已经58岁了,身体状况不太好,患有多年的糖尿病,我再来干这个恐怕有点吃不消。如果我还是50来岁,那我就甩开膀子干了,可我快60岁的人再去干总觉得有点不合适,何况我也知道筹建一所大学这块骨头还是很硬的,很难啃的。赵零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过去谈话,她那天正在中医院打吊针,她打了三瓶才打完,一直跟我谈了几个小时。我极力推荐徐耀良,但是赵书记就是没有答应。

就这样,2000年10月份,市委正式决定要我来兼任江汉大学的书记,但也没有免我的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教委主任等职务,原来的工作也丢不开,因此直到2001年9月30日,我才搬到当时汉口那边的老江大,在那边给我搞了一个办公室,那时候我是三边三个办公室,

政府有一个办公室,教委有一个办公室,江大那边也有一个办公室。起初江大那边的办公室我真没有怎么去,因为教委有一大摊子事情,教委的书记、主任都是我呀,我主要的精力还得放在教委那边。但我又是江汉大学的主要领导呀,想到新江大的建设工作也必须马不停蹄,

我们必须得把新江大的主要工作班子搭起来呀,因此我向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罗清泉书记和王守海市长做了汇报。我说我读过大学,当过中学老师和中学校长,在教育局也是几进几出,78年到市教育局,在那里干了三年,81年成立人大我调到人大,在人大干了八年,人大教科文卫处,当正处长就当了5年,然后再到汉阳区去搞副区长管教育,再回到市政府搞副秘书长,后来又兼教委的主任。我对基础教育熟一些,对大学怎么办学我还是不太熟,因此我建议我们得请一个校长。市领导都同意我的建议,于是我就跟王少阶、路钢他们商量(当时王少阶是管教育的副省长,路钢是省教育厅的厅长)应该请哪一个?他们两个都建议我请我们李进才校长。这样我就和辜胜阻副市长一起到李校长家里去请,当时我们也算是“三顾茅庐”。开始李校长委婉推辞,他说自己年纪比较大了,又有一个小外孙身体不太好,家里的事情脱不开身。后来我们请市委组织部于建海副部长也上了一次门,反正我们多次上门邀请之后,李校长才答应过来当校长。他到任之后,我就和他有一个明确的分工,学科建设这样的内部事务就由他牵头负责,跟外面联络、跟市里各个部门的沟通以及对外的其它事情基本上就是我出面。所以当时管教育的辜胜阻副市长就跟我们说了一个玩笑话,他说:“罗书记,你是连接地线的,我们李校长是连接天线的。”因为我们的李校长是教育部出来的,他在教育部搞过高教司的副司长,与教育部比较熟,而我一直在武汉从事教育工作,与地方打交道比较熟。正因此,我们两个人工作配合得比较好,才有“天线地线”组合这个说法,“天线地线”组合之说也就是这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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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中的酸、甜、苦、辣

再说说江大的规划建设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吧。

新江大筹建之初,我当时就有这样一个总体的考虑:大学嘛,就要有“大”的样子,就要有“大”的气派和“大”的发展环境。在新江大选址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想法。一方面,汉阳这个地方是人文积淀比较厚重的一个地方,大家都知道我们汉阳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旅游区,当时我在市政府工作时就把汉阳区定为旅游发展区,它有知音琴台,有晴川阁,有禹稷行宫,这里的人文环境很好,这是一个方面。第二,这个地方是武汉改革开放的前哨之地。第三,沌口这个地方也是武汉经济发展生机勃勃的地方,特别是市委市政府已经把汽车工业基地放到了沌口,这里的社会经济发展空间就很大了。再就是三角湖这一片山清水秀,自然环境好。正是因为这四点,我们才决定在这里建校。

怎么把学校建好呢?当时有很多单位都想来接我们这个活,承接我们整个学校的规划,我当时的考虑比较简单却也比较谨慎,那就是一定要把学校规划建设好,随便找一家来接规划设计恐怕不好。正好前面说到的选址工作中的“专家效应”启发了我,因此我说我们需要找一个在规划建设方面要有权威的人来牵头搞。后来我们就查资料,找到了在全国建筑规划方面的权威——何镜堂7院士,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就是他设计的。我们就有意请何镜堂院士来主持我们学校的规划设计。因为我们当时就已经搞了一个初步的规划,那又如何再请何镜堂院士来做规划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将新江大的规划设计方案面向全国招标,请何镜堂院士来主持方案的评审和集成。

当时武汉规划设计院想接这个活,我就咨询了一下当时武汉规划设计院的杨总工程师,并告知他我们想在全国招标,你们想接就一起参加招投标。我在市政府工作过,和武汉规划设计院也比较熟,我就问杨总工程师,我们新江大的规划设计要做一个沙盘、出一套规划图纸,规划设计单位保底的成本大概要多少钱?他说那起码得5万块钱,少于5万恐怕做不下来,5万人家不蚀本。于是我们就有针对性地制订了一个招投标的规则:你来跟我投标的图纸、沙盘都不能带走,我出5万块钱成本费,你参加投标规划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就归我了。在面向全国公开招投标评标的过程中,我们就请何镜堂院士最后把关,尽量做到集各家之长。

很快我们就启动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招标程序,发布了一个招标公告。这样,广州的来了,上海同济大学的来了,再就是武汉的,大概一共来了6家单位。通过竞标,最后还是我们武汉规划设计院中标了,主要是他们对武汉大环境很了解,到底还是熟悉我们的风向。最后的方案是以武汉规划院的为主,但是其它几家竞标单位方案中的优点、亮点都吸收进来了,所以最后这个规划方案应当是一个集各家之长的综合性的方案。当时是何镜堂院士亲自把的关,他指出规划设计中值得我们学习、汲取和今后再改进的地方,后来中标单位也加以采纳。比方说,我们教学楼的梯台设计就是何院士提出来的,他说这样设计可以使学生下课以后,在平台上都能看到三角湖,整个梯台像一个观景台一样的,一步一景;之所以把几个教学楼连接起来也是听了专家的建议,当时中标单位的方案是没有这个连接的,原方案就是一栋一栋,这边三栋,那边三栋,你如果上面不做一个顶棚把它连接,那就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风雨长廊。我们觉得专家的这个建议很好,在后来的具体建筑设计中就采纳了。正因为我们通过公开招投标的形式吸取了各家之长,而且又有何镜堂院士这样的专家把关,所以我们新江大整个规划设计应当说是比较好的。

规划设计完成之后,具体的施工建设就交给了我们的市政府的统建办公室,由它来建设,实行“交钥匙工程”。我们江汉大学(筹),除了负责工程监督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工作任务就是筹钱。

整个建设当中现在想起来还是很艰难的。当时市里也很穷,市里就拿了一个亿,市计委那是咬着牙齿才决定给江汉大学一个亿的,还是通过银行贷款给我们的。一个亿的资金那是远远不够的呀,于是市里就叫我们搞土地置换:把在城里的原来几个老学校的校区卖掉,大概卖了将近五个亿。由于李宪生市长和开发区对我们比较支持,当时我们在这里征地的地价都不高,第一期征的1000多亩最便宜,才4万块钱一亩,第二期征地就涨到了8万一亩。这样我们就利用新老校区土地的价差,通过土地置换筹集了一部分资金。在征地和建设过程中,开发区除了给了我们优惠土地价格的支持外,还在水、电、路“三通”方面也给予很大的支持,我记得水、电、路这“三通”(路一直修通到了2号门)都是开发区支持我们免费帮我们接通的,仅这一块就给我们节约了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

政府给了我们一个亿,我们土地置换卖地五个亿,这就是当时我们所有的家底,我们就靠六七个亿把这个新江汉大学搞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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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0月30日

时任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前排中)视察江汉大学

罗友松(前排左)和李进才(前排右)陪同


资金紧张、建设规模大、又要赶工程进度,为了按时迎接教育部的验收评审,我们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呀。正是因为当时资金不足,我们就把后勤设施单独拿出来进行招标。通过招标,城明集团就中标了。城明集团后来跟我们打官司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开始是承诺出资1.7个亿来做江汉大学的食堂、宿舍、医院等所有的后勤设施,做完后由他们经营,这些内容是协议上都有的。但他们只正常施工了3个月,城明集团董事长陈燕明就开始不停地找我借钱,为了不误学校建设的工期,第一次我找中国银行借了3000万元给他。但过了两个月后,他又说没钱了,我怕新学校不能按时建起来,教育部就不批准我们江汉大学(筹)去掉这个“筹”字。当时学校流行一个说法:不去“筹”,就去头!也就是我们担心不能去掉这个“筹”字就不能使用“江汉大学”这个校名呀。所以我又以江汉大学的名义向招商银行贷款了2000万元,这是第二次为城明集团借款。可是仅过了3个月后,陈燕明又向我诉苦,

说工程要停了。我只好向市教育局的谭仁杰局长借钱,凭我这个老面子,谭局长借给了我800万元。

为了不影响新校园建设的工期,我一共为城明集团先后三次筹款5800万元用于新校建设,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陈燕明却不仅不感谢我和江汉大学,还向《工商时报》反映错误事实诬告我,为此,我们向司法机关起诉了城明集团,经过三年多的诉讼,法院判江汉大学胜诉,并为我恢复了名誉。

在建设施工过程中甚至是建成后整体搬过来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江大周边环境的治理工作难度很大。尽管现在看来这个位置很好,校园环境也很美,但这里在开发之前基本上属于武汉市的荒郊野岭或者说是城市边缘地带,社会治安环境不怎么好。好在开发区对我们很支持,一直帮助我们维护校园建设秩序。我记得这里刚开始建设施工的时候,我们的建筑材料运进来,一晚上一下子就被人偷了,白天栽的树晚上就被人拔了。开发区听到我们的反映后,及时帮助我们教育附近的农民,他们专门跟村干部们打招呼,治安环境才开始慢慢好起来。尽管如此,到学校刚搬过来时,一楼电脑被偷、空调外机不见了的现象依然发生了好多回,那个时候保卫处的工作任务很重要,但单纯靠保卫处的那些人是忙不过来的。我们还得自己想办法,一是安排男老师住校值班,二是请武警部队给我们江大巡逻站岗。

老师值班是这样安排的:每个学院搞一个值班室,每天都安排一个男老师值班。当时老师们都不住这边,一到晚上,人都下班走了,于是,大家就开玩笑称江大为“文化孤岛”。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极力要建职工宿舍的原因。建职工宿舍之事我当时跟李市长汇报了,李市长也是支持我们建的,但是后来他调走了,要是他不走的话,我们职工宿舍搞得会更快一点。新江大在建设施工和刚搬过来时,一直有武警战士在为学校站岗。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奇怪,其实武警站岗是这么回事:当时我正好有一个老乡在武汉武警支队当支队长,人非常好,热心快肠。我把我们学校建设中遇到的情况给他说了,请他给予支持,我跟他一说,他派了一个连驻在我们这里,在校门口和校园内站岗和巡逻,一驻就是一年多,支持的力度确实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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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亮点的“校河”一景的典故

现在回到江大来走一走、看一看,江大校园真美,特别是贯穿校园的校河,给整个校园增添了不少韵味。其实在新江大建设设计之初,没有规划设计这条校河,这条河是明正朗在建设过程中提出来的。因此,一提到校河就我总说我们不能忘记了明正朗。明正朗是一个建筑规划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当时是武汉规划设计院的院长,应该是因为工作关系,他也到我们江大选址的位置仔细考察了一番。有一天,他突然跟我打电话,他说:“罗书记,我感到江汉大学在湖边上位置蛮好,但是校内最好能挖一条河,清华大学校内就有一条河,我们老清华的人毕业以后都忘记不了那条河,校园有水就有灵气。”他又详细介绍了这个挖河施工方案和经费预算,费用大概600万元就够了。他说这600万是单从开挖土方来算的,实际上可以帮我们花更少的钱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江汉大学校园选址区域内有很多地方比较低,我们还要在外面买土来回填,即使不挖这条河我们也还得花钱修一条明沟排水。他这样详细一说一计算,其实我们多花不了什么钱。后来我们俩又专门在一起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对照图纸确定怎么结合校园的功能分区来开挖这条河。修这条河,至少有这四个好处:一是把我们学校的功能区自然地分开了,教学区是教学区一边,而后勤服务区,相对有点带污染、带杂音的区在另一边,使整个学校功能区分显得更明晰;二是起到了美化校园的作用;三是就地解决了建设过程中需要在外面购土用于回填的问题;四是有效地解决了排水问题;同时,在河上架几座桥,使整个校园的人文环境更好。这样一综合考虑,我们定了开挖和修建这条校河。

新江大建成之后,我们特意邀请市里的领导们都到这里来看一看,领导们看了以后都比较满意,于是后来市委、市政府就决定搞了一个“百万市民看江大”的活动,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有旅游车往这边开。我们这条校河,则成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市民称道的热点建筑之一。

记得有一次我接待了财政部项怀诚部长,是省财政厅的周厅长把他们接来了,我就陪着他们到我们学校转了一圈,一登上我们图书馆楼顶,项怀诚就把我一拍,说:“老罗啊,玉带缠身,王者气派呀!你这个地方选得好,很有灵气。”这个话我记得清清楚楚。原来他站在图书馆楼上一望,三角湖、后官湖和我们的校河,碧水环绕,就像玉带缠身。

俞正声到湖北来当省委书记,到任后第八天他就来视察江大了,我记得清清楚楚。我也是带着他到校园走了一走,一到图书馆楼上,他握着我的手说:“老罗,我是当过建设部部长的,看过的大学也不少,江汉大学这个规划建设很不错,现在应该说在全国都是一流的。”再就是我们的赵宝江市长后来在建设部当副部长,2002年春节前他回武汉过春节,下了飞机他没有先回家,而是直接到江汉大学来了,我当时接待的,他到校园里四处看了看,也对江大规划建设表示很满意。

昨天8接到通知,说要整理开发区和新江大建设中的一些历史资料,让我回忆新江大筹建中的一些情况,我很兴奋,晚上都没有睡好觉,今天,我5点多钟就起来了,6点钟我就来到学校转了一圈,旧地重游,很高兴。江汉大学是我一生中工作的第六个地方,也是我的工作的最后一站,我觉得这里也是自己工作最好的地方。因为在大学工作最好,既可以学习、增长自己的知识,同时接触的都是知识分子,大家在一起有话可说,觉得特别亲切。如今尽管我已经退休了,但我还是一直非常关注这里的建设和发展,祝愿江大越办越好,早日成为国内一流的知名学府。


/口述整理:罗飞霞/

何镜堂,1938年4月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市。被誉为“校园建筑设计掌门人”,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兼设计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特许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设计及其理论专家、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建筑学会教育建筑学术委员会主任。曾主持设计深圳市科学馆、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2008北京奥运会摔跤馆等。

8即2017年11月15日。

本文来源:《口述实录1988-2018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30年》,武汉出版社,2019